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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后方:煎柿饼、两江水色和母训

(来源:网站编辑 2017-12-24 02:05)
文章正文

[摘要]我还看过一篇文章,《最后的镖局》,是李尧臣先生回忆他在北京“会友”镖局的保镖生涯。他从光绪二十年(1894)十四岁,一直干到这个有三百多年历史的“会友”于民国十年(1921)关门。

母亲没有立刻进门,骡车停在街边,她跟大叔招手,指着那支放布料的箱子,说还剩下好几码布,连同皮箱,全给了你吧。她另外又抱出不知多少银元,也给了他,还叫我们几个谢谢他一路照顾。

我妈问他是不是就回山东,大叔说不,他不想空车回程。总得运点什么赚点钱。就这样,大叔牵着骡子走了。

我每次看武侠小说,总会让我想到大叔,记得有一部是讲几个镖客护送一家三品京官告老还乡,真有点像大叔护送我们五人从山东到西安。尽管我们是逃难。

我还看过一篇文章,《最后的镖局》,是李尧臣先生回忆他在北京“会友”镖局的保镖生涯。他从光绪二十年(1894)十四岁,一直干到这个有三百多年历史的“会友”于民国十年(1921)关门。

我经常胡思乱想。是在这样一次做白日梦的时候,我为大叔编了一个故事。他曾经是“会友”一名小镖头,镖局关门之后,他既不想去干警察,也不愿在庙会“以武会友”下场子卖艺,也没兴趣去开饭庄酒馆,更不肯去给遗老护院,给新贵做打手,就这样就去做了这个和他当年走镖有类似的行业,用骡车护送家人货物远行。

1942年,他护送我们五人,我觉得他有五十多岁了,个子身体都很好,年纪也大致符合我为他编的故事,一路上,虽然没见过他施展过什么功夫,也没见他身上有什么家伙,可是大叔还是像镖头似的把我们五人平安无事地从山东护送到西安。

白日梦醒,想起了我那本关于末代侠客的小说在台湾出版之后,和一个台北老朋友会面,他第一句就问我,“你怎么写了这样一个小说?“

我倒是没怎么在意,只是如此问作者,认真回答要花点时间,也就没多加考虑就说,我写之前花了两年时间准备,同时胡思乱想故事。最后,去掉十个月的胡思,再去掉十个月的乱想,结果就是这本小说。

大叔牵着骡子走了之后,母亲叫我们几个在票号大门口等。过了好一阵子,他们出来了,我妈和一个有点年纪的长者和两个小伙计,母亲给我们介绍,我那个时候还不明白票号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它不像个商店。人倒是不少,可是没在卖什么。四合院很宽敞,东西北房有二楼。东西房楼下像是办事的,我们去了北房楼上一间大屋子。

我们在西安住了好几天,母亲说票号正在给我们接洽一个去成都重庆的车队。不记得这几天是怎么过的,好像有个掌柜的带我们出去逛了一下。但记得他有天中午带我们去吃饭,说来西安不去吃顿羊肉泡馍,就算没来过西安。

我们五人只有母亲吃过。问她那是什么,她说到时候你就知道。

是家小馆子,小掌柜和母亲取了几个大碗,里面都有个大馍,坐下之后,我妈说,掰吧。我就学着他们一块一块地掰。我妈又对我说,掰的再小一点。

馍的外壳蛮硬的。等大伙儿都掰完了,一个小伙计提着一个大锅,用个大铁勺,一勺刚好满满一碗。我正要吃,小掌柜叫我等等,说泡泡馍。等他们都开始吃了,我才吃。

现在回想都还记得第一口入嘴下肚的美味,比得上第一次吃涮羊肉和蒙古烤肉。不同的美味,但都极美。

之后我一直没机会再吃到了。七十年代末,我又去了次西安,请接待带我去吃羊肉泡馍。他苦笑说,好久没见到有卖的了。

直到八十年代,而且竟然是在台北,我发现了有一家在卖,就在仁爱路园环一条巷子里。记得那年阿城刚好也在台北,就约他去吃,除了馍是软的,羊肉羊汤还是很美。

我们在西安还上了几个馆子,可是店多,吃了什么陕西菜,我都没什么记忆了,只是对一道甜点印象深刻——煎柿子饼。

我只能猜它是怎么回事。大概是把一个熟透了的软柿子压平压高,再干透,然后外面好像也没裹什么,就用猪油煎。上桌之后,又油又甜又美又香。可是我妈只让我吃半个,说太腻了。你看,只吃了半个煎柿饼,就让四分之三世纪后的我,还念念没忘。

父亲1976年去世之后,母亲把政府发的一笔钱,捐给了山西同乡会,请他们帮助流落在台的山西贫苦儿童就学。同乡会赠阅他们的月刊《山西文献》。我妈看完,就寄给加州的二姐。她看完又寄给纽约的我。

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总之,我在这份文献看过几篇有关山西票号的文章,我这才想到为什么可能会在前一篇文章里提到第一次住进一家客栈的感觉,有点像小说里走镖的沿途投宿所在。前面竟然还为大叔糊捣乱编了个故事。

山西票号最早出现在明朝中叶山西平遥,可是还没有在其它城镇设立分号。钱银来往主要是靠镖局护送。直到好像明末,才在南北各城镇有了分号,从此无需镖局。

到了乾隆年代,山西票号已经遍布黄河南北,及至大西北,华南,东南亚。更不可思议的是,竟然还负责往各地汇总朝廷的京饷和军饷。在现代银行制度尚未出现在中国之前,山西票号俨然成为大清王朝的“中央银行”。

山西票号到民初开始式微,但是抗战胜利之后,平津各地仍有不少家,甚至于撤退到了台湾,仍有一家是我们的票号,这家票号在中山北路和当年的中正东路东北角,一栋两层小楼,韩战前后,我正在中山北路台北美国学校上七年级。每个星期一,我骑车上学途中,必在票号小停,取我那个星期的零用钱。

我记得相当清楚,那天去取钱,看见票号门口有一大堆便衣和督总,一个掌柜的在门口示意我不要过去。直到放学回家才听说,政府一个情报机构指控这家票号与大陆的票号有金钱来往,就以“通匪”的罪名,没收了票号全部财产,还把大掌柜的关了一年多。这就是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山西票号在台湾的下场。

是在写这几篇文章,才把沉埋脑海深处的一个个点状的印象连结起来。但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平面,就像一叠老黑白照片,个别影像会有点记忆,可是很难连结它们之间的关系——武士刀,德州烧鸡,骡车,大叔,农户,布料,流匪,龟驮碑,羊肉泡馍,煎柿饼,镖局,票号……这些个别的点,既不会轻易就呈现在脑中,它们之间也不具有什么关连,但童年往事的那一个个点的黑白印象,却因写这几篇文章的催化,而不再孤立存在,不再黑白,而淡淡染出了之间相关的叙述。

西安的票号给我们安排的车队,一共不到十辆卡货车,都挤满了来自各地逃难的家庭,可是最让我觉得奇怪的是,竟然有两部卡车上各有一个大烟筒,还冒着烟,后来才听说它们是烧炭的。

我一直不懂烧炭的车是怎么回事,查google,才得知,使用木材,烧炭能源的汽车,远在1905年就在英国出现了。我无法了解这类车的技术,只是发现甚至于今天,至少芬兰和瑞典都在提倡以木料煤炭为能源的汽车。

我问母亲多久可以到重庆,她说车队要先去成都,有人上下,再去重庆。这一段路我最模糊,也许是颠颠的卡车,让我不时就打瞌睡。

车队真有点像电影中美国开拓西部那种大蓬马车队,我不记得坐在哪一辆,反正前后都有车,离开西安有好一阵了,开始进入山区。

上中学地理课,知道了西安的西南边有个秦岭。另外还看过巴金一篇文章,好像就叫做“过秦岭”。里面提到一件事,很像我经历过的。那就是,上一个比较陡的山坡,车上每个人都下来走,同时还有人,手中提着小半截枕木,车子一旦上坡开始吃力,他们就急忙把枕木塞在后边两个车轮下面。车队上这种较陡的山坡,停了不知道多少次。

西安到成都都有条公路,除了上山之外,还蛮好走的,可是有几百多公里,我也不记得走了几天,中途有没有在哪里过夜,而且,到了成都,对那个城也没有什么记忆,好像吃了个馆子,名字还有点印象,叫“姑姑宴”。吃了什么,也不记得了,不过从成都到重庆,路不是很远,我倒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记忆。

因为我年纪小,我们那部卡车驾驶就叫我坐在他旁边,舒服多了,不必挤在后面一堆堆行李上。开车很闷,驾驶就问我会唱什么歌,我说只会几首外国歌,他说,唱一首听听。我就唱了一首刚学会不久的法国歌,《Frère Jacques》(编者注:即《雅克兄弟》,法语版的《两只老虎》)。他很高兴地说,再唱一首,我唱了一首英文歌《Row,Row,Row your boat》 。之后又唱了几首,《Mary Had A Little Lamb》, 《Happy Birthday》,《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我唱歌的消息一下子传遍了车队,一个个驾驶都来找我去坐他们的车,给他们唱歌。我不记得上了几部车,反正回到我的卡车,母亲发现我的嗓子哑了,问了我之后,她气坏了,把车队长找来,叫他听听我的嗓子,好好地训了他一顿, 都是你们这些不管我儿子死活的驾驶搞出来的,把我儿子当收音机,队长急忙一再道歉。之后,我只能乖乖地坐在我妈身边行李上,直到重庆。

成都到重庆有三百多公里,不记得当年车队走了多久,最多一天半两天吧。反正,正在车上呆呆坐在母亲身边的我,突然听到一阵阵欢叫,“到了!”

我们全都下了车,一排车队停在一个小坡上,大家都在看前面那两条江和之间一片陆地。有人在说那是朝天门。可是吸引我的是那两条江水的颜色。

真是奇怪。我问母亲怎么一条河的水是清的,另一条是黄的,合在一起流,可是又没有混在一起。我妈说清的那条河是嘉陵江,黄的是长江。它们就在重庆这里汇合。现在没有混在一起是它们刚刚合流,再下去十几里,清水也给染成了黄水,(两江水色和母训:后来在台北,不知道为什么又提到了这段往事,记得母亲对我说,你交朋友要小心,“近墨者黑”)。

车队只送我们到江边。我又不记得怎么过的嘉陵江——真奇怪,一路上从天津经北平到山东,再经河南到西安,再又经成都到重庆,又过江又过河,不知道多少次,竟然就全没记忆了——也不记得谁在朝天门来接我们。不过记得我们五人给带到一个非常热闹的所在。后来才知道是上清寺。就这样,我们一家人在陪都重逢,一住三年。(文 | 张北海)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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